搞艺术非要在城里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当代艺术的根在城市，靠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滋养而壮大。在中国，北京是当代艺术的中心，但是这唯一的、绝对的中心也导致了当代艺术进入一个死循环，同时不得不面对城市化带来的拆迁危机。
当聚光灯只打在少数人身上，城里的机会已经饱和时，一部分人选择了奋力学英语，而另一部分人选择回到乡村，寻找地气和新鲜空气。
改变流行在乡间的价值观比改造一栋老房子要难得多
2011年，艺术家渠岩在山西省和顺县许村展开改造计划，做了第一届国际艺术节；艺术家欧宁也在安徽省黟县碧山村开始了他的“碧山计划”，做了第一届“碧山丰年庆”。
渠岩想把村里的老房子修好，另外再让村民赚点钱；而除开乡建和古村改造的目的，碧山共同体还是欧宁的一件作品、一个梦想。他与安徽大学教授左靖一道，招揽城市知识分子，实践“离城返乡，回归历史”。
宁静的安徽乡村给了欧宁和左靖诗意的栖息地，但他们却被碧山村民当成“大老板”来要求：“为什么来了那么多城里人，我们却一个钱也没赚到？”当欧宁将碧山看作一块“生存空间在现代历史上都相对富足”的沃土时，碧山人却渴望着邻村西递、宏村如织的游人。改变流行在乡间的价值观比改造一栋老房子要难得多。
十年前，美国人正杰(JayBrown)在丽江吉祥村创办了“新农村实验室”，并展开了壁画项目，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画出一大片壁画群。当代艺术家在村民家的墙上涂鸦，画奔马，画大飞机，也画丽江的民间传说，但不是传统的画法。这些画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主要是因为正杰的人缘好，对村里的老人和小孩相当友善。
空降的艺术活动也试图冲击乡村。2010年，西北民族大学的学生把抽象油画、行为艺术和装置带到甘肃省榆中县高墩营村。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马奇志说：“农民看不懂可以看热闹、看新鲜，他们感受、接受当代艺术是有意义的。”
相比起外来艺术家，回乡艺术家享有更多的权利和便利。如果不是回到家乡甘肃省秦安县石节子村建美术馆，靳勒还在宋庄苦熬。但在家乡，他甚至被推选为村长，更容易调动各种资源，通过搞艺术改善村民的生活。
到最后，还是中国人的血缘和家族观念最管用。
中国艺术家并不缺乏跟村民打交道的经验，当代艺术就是从城中村崛起的。从圆明园艺术村、东村、宋庄到黑桥，一个个小村容纳了当代艺术之最初，为他们提供补给，供他们栖身。但其中的艺术家却几乎从未尝试与乡村融合，当他们的生活好起来，住在大铁门里，开着豪车穿过村里的路边摊和垃圾堆时，在村民眼中他们只是发了迹的商人。
在成都双流县庙山村八组的蓝顶艺术区，艺术家的工作室是别墅+24小时展览馆，与当地村民无关。当艺术家在乡村建起纽约才有的Loft，开车去城里的会所吃饭，从淘宝上采购生活用品时，这种田园生活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或“说走就走的旅行”的一部分。
大理的艺术家不提乌托邦梦想，只埋头做梦自high
住了那么多艺术家，大理却没太多当代艺术的痕迹。如今人民路是文身彩辫的天下，铺租暴涨，义乌生产的旅游纪念品卖得风生水起。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大理曾是失败者的乐园，而现在嬉皮退散，中产登场。旅游引来游客，遍地开花的地产项目则引来暗藏投资目的的买房客。以前几块钱可以买到的咖啡，现在也要二十几块一杯了。中产的增加让大理有了更多力争上游的气氛，新建的别墅装修精致，也有人跃跃欲试要做一番事情。
2012年，台湾旅美画家韩湘宁将自己在洱海边的家扩建成而居当代美术馆，但说到底那里只是他陈列私人收藏以及与艺术家朋友交流玩耍的一个场所。
在双廊，艺术家沈见华和白族学生赵定龙成立白族农民画社，教不识字的白族老太太画画。如今一幅画至少能卖5000元，解决了她们的生计问题，还把展览办到了北京和杭州。
不过，大多数过去在城里工作室兢兢业业赶工的艺术家，到大理甘愿做袖手旁观的闲人，每天睡到自然醒，吃一碗饵丝，喝半暖瓶普洱，再叫上三五朋友外出闲逛。
艺术家岳敏君甚至有个乐队，走到哪里都跟着他，以便想唱就唱。以前岳敏君总是穿着紧身发亮的时装在展览上亮相，而现在一身粗布长衫，在乡野间游荡。走在大理下鸡邑村竹和田的田埂上时，他心旷神怡：“劳动太美了，应该组织人来这写生。”一会儿又自嘲道：“不过会画成乡土绘画。”
在艺术领域，乡村一直是重要主题，艺术家以精英和旁观者的姿态来构想跟描绘农民和乡土。18世纪末，英国画家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Gainsborough)就是被这样静谧的乡村所打动，他离开喧闹的社交圈，用余生来描绘田园风光。那不失为一种结局，但现在很少有当代艺术家直接描绘田园风光。他们在乡村生活的时间可能更长了，但是那些从城市里带来的问题还在。岳敏君说，在大理他其实一直在思考。
在貌似无所事事的状态中，艺术家调试着方向——岳敏君举办了近年最大的个展“偶像制造”，叶永青找到了他的“鸟”。
问艺术家叶永青大理有没有美术馆，他摇摇头：“如果有人要来搞这些事，我就离开大理。”
在大理，艺术家不搞艺术，但是“每个画画的人都想再做两件事：盖房子、拍电影”(韩湘宁语)。叶永青倒是和张杨、奚志农一起搞了个“大理下午茶”，但来者基本跟当代艺术没啥关系，他也只是趁机去了解更多自己不知道的事。
没有任何一个落足乡村的艺术项目像“越后妻有艺术三年展”这样悉心与土地和农民共处
在乡野间搞当代艺术，国外也有不少尝试
在法国西北部小镇布列塔尼，连锁超市勒克莱克(ELeclerc)的老板米歇尔·爱德华·勒克莱克把一所17世纪的修道院改成了画廊，并希望能把丹尼尔·布朗(DanielBuren)、雅克布·莫诺里(JacquesMonory)、皮埃尔·苏拉奇(PierreSoulages)、安塞姆·基弗(JacquesMonory)等大牌艺术家请到小镇上展出。他拿不准小镇居民是否会像欢迎生活用品超市一样欢迎画廊，但他确实相信艺术家会像需要城市观众一样需要小镇观众。
1998年，泰国艺术家卡明·勒猜巴硕(KaminLertchaiprasert)和里拉克里特·蒂拉瓦尼拉(RirkritTiravanija)在清迈圣东巴县半湄乡创办“土地计划”，引来不少国际艺术家筑巢工作。
“他们逃离了画廊和美术馆，把艺术活动的地点搬到了一片田野上。农业耕种和灵修活动的目的只在于锤炼自我学习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他们对个人内省的哲学的兴趣大于对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关注。”欧宁写道。
日本新潟县十日町地区的“大地艺术祭——越后妻有艺术三年展”已经有14年历史，并成功地以当代艺术帮助穷乡僻壤焕发活力。在这个地震频发、老龄化严重、降雪量世界第一的地区，艺术家把760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成美术馆，在森林、河流、稻田间展出作品。
为了说服对艺术一无所知的农民，艺术节组委会召开了超过2000次情况说明会，他们还和当地人一起劳动，把当地人当成艺术节的主角，同时把当地的传统产业和自然资源也尽力地融入展览。
就地取材的“越后妻有艺术三年展”是一个难以复制的成功案例，没有任何一个落足乡村的艺术项目能像它这样悉心地与土地和农民共处。很多后继者甚至根本就没有振兴地方的野心，对他们而言，回到乡村能做的，只是在一个僻静之所完成自己的梦想。
欧宁谈“碧山计划”
“如果政府放开手让我做，可以做出一些让大家服气的东西”
盛夏，黄山脚下碧山村。村子占地58.5平方公里，人口2907人。稻田间矗立着云门塔，从这座当地最高点俯瞰碧山，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呈长条状蔓延。欧宁和左靖2007年第一次造访就被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历史遗存吸引，于2010年发起“碧山计划”，希望通过知识分子回归乡村激活乡村。
7月2日，南京大学“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40多人来到碧山参观，随后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周韵发布17条微博和长文质疑该计划的意义。这并不是第一个质疑的声音。2011年8月，首届“碧山丰年庆”在碧山举行，媒体和学者就曾当面质疑欧宁。
“其实周韵批评的那些事情，我很早就意识到，但是意识到跟你能做到，存在很大的距离。要真正做到与民同乐，跟农民真的在一起，连梁漱溟那样的大儒都做不到，更何况我？”谈话间，欧宁合上正在翻阅的《庇护所》，少了笔战中的那份咄咄逼人，显得和气而无奈。
与网络上的热闹相比，村子里过于安静。年轻人都走了，剩下老人与空房子。碧山书局是南京先锋书店碧山分店，今年4月开张，由村里的汪姓老祠堂改造而成，一楼售卖与安徽相关的书籍与中文图书，二楼售卖咖啡与英文书。来书店买书的大都是外地人，本村人偶尔下完田后穿着水靴进来翻翻书，不买，更不会上二楼喝几十元一杯的咖啡。
碧山仅有两家客栈：泰来农庄和猪栏酒吧，经常住满慕名而来的游客和来做社会调研的大学生。也有人来这里买古民居改造翻新，准备办民宿。听说已有20多间房子被买走，房价几年之间涨了20倍以上。
致力于保存民间技艺的左靖花20余万元买了当地一座徽派老建筑，最近忙着装修成古色古香的碧山书院。吃完晚饭在田埂散步的村民说，希望多些人来，热闹些，“房子没人住，很容易烂了”。
目前为止，“碧山计划”只体现出实体书店与改造老房的痕迹，在旁观者看来，更像是文化人进行的一场新文化实验，或以拯救文物建筑为目的，以艺术展和各种文艺活动拓展资源的文艺旅游活动。但欧宁不赞同这种说法。在他眼里，艺术节只是项目实施的便利手段，因为“艺术节会请很多著名音乐人、艺术家过来，相对容易筹款。如果你说有一个给农民做培训做淘宝的计划，不会有人给你钱”。
自从2012年政府取消第二届“碧山丰年庆”之后，一年半来欧宁不敢做什么大项目，“如果政府放开手让我做，可以做出一些让大家服气的东西”。
乡村建设人才、资金短缺，村民的观念难以转变，没有权力动员村民，无法真正融合村民，这都是欧宁需要解决的问题。三年多的实践让欧宁的困惑逐渐增多，也悲观起来：“我的思想一直在变化，有时候心情很黯淡，因为你真的要做跟农民发生关系的事情，很难，不仅在实际操作上难，还要遭受非议，很烦。”
碧山村委希望像邻村西递、宏村那样发展旅游，建设环境较好的酒店，增加与游客互动的旅游产品。这与欧宁“知识分子复兴农村”的想法有差距。
欧宁买了位于碧山心脏地带的一间徽派古民居，一开始他像多数城市人一样习惯关起门。被村委“教育”一番后，欧宁开门迎客。他还掏了5000元，左靖掏了1万元来安装路灯。
此外，欧宁还被村书记朱显东说服，花10万元钱买下隔壁荒废的房子，现在用作停车场。对于村民来说，欧宁是外乡来的“大老板”，“这些老板享受我们的资源，也要为我们村做点贡献”。
如果让欧宁放手去做，他有什么计划？“碧山的农村资源，可以做好多产品，编个小篮子，做个相册，卖米等，我们可以把包装做得很漂亮，搭建一个销售平台。这点是我觉得最可为的。”
这一年来欧宁帮隔壁南屏村的村官张昱在碧山租田做有机农业种植试验，收集农产品在淘宝上卖，但效果一般。理由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个人能力有限，无法动员村民。
诗人廖伟棠说，欧宁作为诗人和艺术家的确存在乌托邦情结和精英或小资姿态，团队存在种种力未能及之处，但若是从碧山本身的发展出发，只要没有伤害农民的利益和文化，这一切试验都应该鼓励。
批评总是很容易，但无论哪个时代，坐而言、起于行的人从未过时。
(文/孙琳琳)
来源： 新周刊